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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传洲认为,虽然中国CFO的自身素质是造成地位的重要因素,但中国CFO排位靠后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他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CFO的地位重要,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企业的财务表现,投资者往往以上市公司的财务表现作为衡量一个公司发展的重要标准,这样CFO在其中就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而在我国,目前很多企业对投融资和理财工作并不重视,很多公司还都是以生产为主导的观念,认为财务在其中没有创造什么产值,只是在背后默默的作账房先生的角色。
邓传洲把中国CFO转型与我国的上市公司改革联系起来,他说,上市公司改革决定着CFO的转型程度。他认为目前上市公司很多问题积深日久,很多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决,财务总监的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邓传洲认为,CFO转型涉及到中国上市公司改革问题。上市公司为股东谋利益的动力显然是欠缺的,“谁来为企业赚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的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把创造财富作为自己的使命,因为没有压力,公司股票的表现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由于负责人都是由组织部门任命的,自己的政治前途似乎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公司股价的涨跌。“负责人如果不重视,又怎么能够使CFO发挥应有的作用。”邓传洲以前不久招商银行融资风波为例,说明中国投资者对股东声音的漠视,只有股东利益受到重视才能把CFO放在重要位置。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从没有把CFO放在公司整体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而是简单的以财务理解,把它排在销售、生产,甚至后勤部门之后。
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显然更重视这一问题,国资委的成立使国有资产代表权的问题得到解决,国企改革出现新局面。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这既是对国企负责人考核的一个很好的方向,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这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明确了对国企负责人的业绩考核方法,这实际上也是强化了CFO的作用,考核需要考虑财务表现,财务表现是CFO发挥作用的空间。2004年10月,国资委一负责人对外宣布,根据上半年情况,今年可能有6家中央企业因无法完成年初所定业绩指标而受到扣减绩效年薪的惩罚。如果光有惩罚显然会挫伤管理者的积极性,中国上市公司应该尝试对其负责人实行期权奖励,这样会从正面促进上市公司对业绩引起重视,从而会加速CFO的转型。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海油已经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股票期权。邓传洲认为,实行期权公司的CFO往往都是强势的,因为涉及到管理者的利益。
邓传洲把中国CFO转型看作一种渐进的过程,他说,中国CFO需要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行,特别是公司治理能力和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往往是各方面治理与国际接轨的先锋,如果上市公司中的CFO不能完成转型,非上市的国有企业更加困难。在民营企业,CFO的影响力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在民企CFO的作用往往决定于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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