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若恩：欧债危机带来的教训 重视债务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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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提到欧盟最早的发源是1951年4月18日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ECSC）。这个“欧洲煤钢联营计划”是有着非常明确，非常强烈的政治考虑，即如何在欧洲避免战争。这一政治考虑应该一直贯穿在随后几十年欧洲统合的过程之中。这种政治考虑也是理解今天欧洲政治家希望维护已有统合成果意愿的重要视角。当然维护已有统合成果意愿在很多时候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经济事务发展的固有逻辑，特别是债务积累过程的固有逻辑往往超越了人力能所为，这也就是欧洲今天的困境所在。

哈佛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史和金融史的历史学家Ferguson曾在一个讲演中指出：从理论上可以列举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六种途径，即较高的经济增长、国债利息较低、财政纾困（包括外来的资本流入）、财政紧缩减少债务、发行货币用通货膨胀消蚀债务以及对债权人违约。他认为只有财政紧缩减少债务、发行货币用通货膨胀消蚀债务和对债权人违约三种方法是实际可行的。

如果同意这样的概括，对于欧洲来说，特别是对于目前的重债国，这三种方法中也似乎只有对债权人违约是最可能的一种途径。因为欧洲央行，特别是德国政府对于通胀持十分严厉的态度，而至今所使用的财政紧缩，一方面收效甚微，同时也在政治上受到越来越来强烈的抵制。这样分析的结果自然十分令人沮丧，但现实似乎就是如此。因此欧债危机不是短期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

我们确实需要从欧债危机中很好地汲取教训。我们曾经说过，欧洲财政问题的重要长期因素是人口老龄化。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潜在问题，首先中国的人口也有重型化的特征，即老龄人口（如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其次中国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人口期望寿命是比较高的。这就说明，中国的老龄化对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对于财政的压力正在增加。政府在未来二三十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这将成为政府或有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仅从数字上看，中国债务与GDP的占比还没有到达一个危险的境地，但若将或有负债考虑进来却令人担忧。例如，由于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债务，如果只靠铁道部的偿债能力着实让人感到悲观。如若铁道部到期无法按期还款，则将造成企业债务向银行债务转移，银行债务向政府债务转移的局面，这样财政终将承担社会责任及其带来的风险。

此外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覆盖面不足以及保障程度不够两个方面。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完成社会保障全覆盖，每年仅够扩展1000万人。同时相比一些拥有较为成熟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目前中国很多医疗项目并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也很低，无法为失业和非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合理的生存保障。显然如果考虑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社保程度与社保体系成熟国家的差异，中国财政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再考虑到民众对于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在日益加速，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人口、养老、福利及目前中国在地方融资平台，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诸多领域中的资金黑洞，意味着中国未来需要资金的地方非常多。此外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恢复2007年以前的那一轮高速增长的趋势，未来可能实现的是一种中速增长的趋势。

欧洲国家所实行的超越本国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的过份“仁慈”的社会保障体系固然不可取，但是社会保障不足显然也不是正确的解决途径。因此中国非常需要正确地、全面地研究欧洲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和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战略，最终建立起可持续的，高覆盖率的，具有一定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文化中讲究一个“度”，这里也是一个“度”的问题。

如果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很健康，政府的显性资产负债表状况也良好，但目前一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它们的投资，其实这也就是中国的企业投资开始减速的重要原因。而企业的债务积累将来也会变成政府的或有债务。由于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难以衡量的特点，在其爆发之前，往往十分难以识别，一旦爆发，又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影响。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关注中国的债务累积问题，需要找到逐步化解的路径，而绝不要因为短期的目标而加速债务的积累。这应该是欧洲债务危机给全世界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