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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高明的政府,在替代企业去选择、投资的时候,都不太可能正确捕捉住动态优势,都不可能比千千万万企业的选择、冒险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
在未来一两年之内,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劳动扶养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这个转折阶段,现实经济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凝聚在劳动力中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渐下降。
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去选择。第一,要让企业自己去承受风险,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巨大的回报。第二,政府要有一些制度安排,帮助、引导企业去认识价格信号,去搜寻未来的比较优势所在,同时,在金融安排上也应有创新,给予企业一定的支持。
但是,政府在看到比较优势失去的趋势后,往往用政府投资或者政府引导、规划的投资去代替民间的风险探索,通常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政策、地区规划,第二是实施刺激性的宏观措施,第三是各种各样的补贴、优惠政策。从历史经验看,无论多高明的政府,在作这些决策的时候,在替代企业去选择、投资的时候,都不太可能正确捕捉住动态优势。无论多高明的政府都不可能比千千万万的企业的选择、冒险能够更加准确地、及时地反映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和找寻正确的产业方向。
政府介入会有什么结果?第一是资本报酬递减。政府在做产业选择的时候,只能提高资本劳动比,用更多的投资替代劳动。单纯提高资本劳动比,必然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不足以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从1993年开始,中国资本投资增速非常快,同时资本回报率一直下降。第二是造成“潮涌现象”。很多企业在选择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会“英雄所见略同”,选到一个方向上去,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即使这样也是合理的。要把企业该做的事情交还给企业,企业应该承受选择的风险,没有能力承受的就应该消亡,必须有生有死,才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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