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会计界陨落了3颗巨星——容永道、葛家澍、徐政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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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会计界陨落了3颗巨星——容永道、葛家澍、徐政旦。他们奉献了他们的一生为会计事业而奋斗，以平凡之躯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

　　 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创办人之一容永道

　　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伦敦永道中文命名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容永道，2013年11月7日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86岁。

　　容永道出身名门望族，但一生靠自己打拼得以立身。1927年，容永道在香港出生，外祖父梁士诒曾出任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其曾祖父容良是香港渣打银行的第一位买办，祖父容翼廷是渣打银行第二任买办。容永道曾坦言，受外祖父影响最深，他小时候常帮外祖父捶背，以换取一枚港币作为报酬。“这是你努力换来的，将来无论怎样也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梁士诒告诉年幼时的容永道的这番话，牢牢地印在容永道的心里。

　　3岁时，容永道的父亲去世，母亲梁藏生带着他改嫁容觐彤，容觐彤是“中国留学之父”容闳的长子，比容永道的母亲年长28岁，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父亲”。

　　“他经常送小礼物给我，每天下班回家都会陪我玩，带我读书、讲故事，和生父别无两样。”被容永道视为“生父”的容觐彤一年后去世，容永道再度失去了父爱。

　　第二任继父约翰·亚历山大·特纳是苏格兰裔会计师，与容永道共同生活了26年，并没有给予容永道如容觐彤般的父爱，但给了他衣食无忧的生活。国共内战爆发后，容永道全家移居法国戛纳，他在特纳的推荐下到苏格兰的会计师行做学徒。

　　1957年，容永道考取苏格兰特许会计师资格，成为首位获此资格的华人。次年，他回到香港，在Wong Tan& Co.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前身)工作。

　　1962年，容永道创办了容永道会计师行，全所包括他在内仅有3人。为尽快在业界立足，容永道工作之余加入了十几个社会组织和团体以拓宽人脉。

　　“会计师行业不能卖广告做宣传，于是我加入很多社会组织和团体，从中扩宽人际网络，我和有可能成为客户的朋友初步商谈业务时，通常不收取费用。之后，我凭借自己高水平的工作成绩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容永道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回忆。另外，他每天上午都要去“世界船王”包玉刚的环球轮船公司兼职管理财税，整整4年的节假日未曾休息过。

　　容永道的努力很快得到行业内的认可，几年后，他成为当时世界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Coopers & Lybrand香港合伙人，成为华人会计师的先锋。直到1992年，容永道才从该公司退休。

　　上世纪80年代初，容永道开始与内地官员接触。1981年，Coopers & Lybrand公司在上海开设办事处，这是全球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第一个。容永道亦成为内地会计行规的推手。

　　容永道引以为豪的是“公司的登记编号是00001”，“但我不能接受(Coopers & Lybrand)音译的中文名字"古柏·丽布兰"，普通话听着像"利不来"。后来我提议把名字译为"永道"，永远讲道德、道理和公道，再者也和外祖父梁士诒给我取的名字一样。”容永道这样解释公司进入内地时的命名问题，最后他的意见被采纳，“永道”诞生。1998年，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与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为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

　　1985年，容永道以会计界代表身份获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上世纪80年代任行政和立法两局议员的李鹏飞评价容永道为人友善，虽然位列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但甚少谈论政治，见面时多是闲话家常。曾与容永道在起草委员会共事的民主党建党主席李柱铭则形容他做事认真，每次会议都认真出席、做足功课，属当时建制派(泛指拥护香港特区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士)最开明的一人。

　　1989年后，邓小平有一次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容永道在会后提出单独与邓小平见面的要求并获准。容永道问了四个问题：“二战后为何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却如此落后?为何中国百姓生活这么苦?为何政府这么腐败?为何其他国家只有非法入境问题，中国却存在非法出境问题?”据媒体报道，邓小平听后说，“你放心，中国将来一定很强大，绝不令你失望!”

　　容永道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1973年，他与妻子邝美玲因感情生变协议分居，因两个女儿年纪太小，两人最后到1982年才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容永道起的，大女儿叫容苏山，因其在苏格兰山上出生;二女儿叫容维安，因其出生时正值香港维多利亚港刮10号风球。容苏山和容维安说，父亲不会经常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时甚至会故意隐藏内心的关爱与感动。

　　离婚后的容永道，感情生活并不精彩，仅有一位公开的女伴—在高尔夫球场上认识、同是会计师的蓝思敏。

　　今年9月，86岁的容永道在媒体刊登再婚启事，新娘不是较其年轻40岁的女朋友蓝思敏，而是与他离异30载的前妻邝美玲。有消息称，这对“新婚夫妇”近年不曾在公开场合同场现身，再婚或与遗产安排有关。

　　容永道2002年查出罹患前列腺癌，后被治愈，不想前年再次复发，因此近几年出席场合时他都需要轮椅及拐杖辅助。

　　虽然容永道在会计师行业获取了很高的殊荣，但他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份职业并非他的理想。

　　“假如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我不一定会选择会计为终身职业。我曾想过当建筑师和设计师，因为我喜爱绘画，而且数学成绩也不错。我十分仰慕贝聿铭，也喜欢自己布置家居。我认为自己也可能会当大律师或法官，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公正并且有分析力和判断力的人。”容永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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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政旦教授:以会计为业

　　四十年前，在上海财经大学，有一群会计教授奋笔疾书，夜以继日。八年后的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会计辞典》完稿。30万册，一周内即告售罄。作为主编之一的龚清浩教授于2001年逝世时，随葬的就有一套《会计辞典》。另一位主编即是徐政旦教授，我们“会计口述历史”的第一位受访者。

　　1922年，徐政旦出生于江苏无锡，后举家迁往上海。职业学校毕业后，几经辗转进入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做会计。

　　1942年，徐政旦考入大夏大学攻读经济学及会计学。”本来是读经济的，但是我觉得经济比较空。我总是想读了书以后，能实际派用处。也可以坦白点讲，靠它有吃饭的本领。所以，我到大学里去后第二年就是读会计系了。“当时的会计系主任正是龚清浩教授。”龚清浩老师对我影响很深，他对学生非常严格。讲完课以后，他就把书本里面的问题提出来问学生，当场回答，回答的不好，他就纠正。”

　　当时，徐政旦还在印刷厂兼职会计。“厂长沈信甫看到我在读书。他说读书是好事情，不要偷偷摸摸，尽管去读书好了。所以我读书的时候呢，还在这个厂里面当会计部主任。”“但是中华书局的待遇很苦，大概一担半米一个月，勉强可以吃饱。毕业后，经人家介绍，我到淮南铁路局会计处去工作。”

　　淮海战役前夕，铁路局解散，徐政旦回到上海教书。经龚教授介绍，他进入震旦大学会计专修科教授成本会计。50年代，院系大调整。师徒两人又走到了一起，相聚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两人最长久的合作即是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会计字典》。

　　对于上海财大的感情更是横跨了一个世纪，徐教授说，“我是1953年经全国院系调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的老教师。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横跨了一个世纪，我经历过上海财经大学六十年沧桑的每个角落，我与上海财经大学的一草一木每个课桌椅都有莫大的感情。我坐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草地上，看学校校园地上建起的一幢幢高楼，建起宽敞的教室。我壮年时期走进上海财经大学，而今天已是老而朽了，走路要用轮椅，耳朵要带耳机。”

　　什么是会计

　　“解放之后，我们对于会计的含义，经常用马克思讲的话，‘会计是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对于这个解释，我一直觉得不够。过去人家讲，会计是记账、算账、报账。但这不是会计的全部。我一直主张，会计应该是六帐：记账、算账、报账、用帐、建帐、查账。”

　　早在1968年，徐政旦教授在《工业会计》一书中就创建了用帐理论。他认为会计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用帐”，用会计数据来进行财务决策，用来研究计划的完成情况，分析企业经济活动的好坏，揭示经营成果的变化，说明企业成绩及不足。“所以管理会计是广义的用帐。”

　　徐教授的“六帐”，还包括建帐、查账。“建账不应该是被动的，好像是财政部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单靠上面，那企业的帐就不能适应管理上的要求。”1996年，徐教授出版了《企业会计制度设计》一书，并率先在上海财经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

　　“(第六个帐)就是我们会计要自己查账，而不能等上面，等审计署来查账，也不能等会计师来查账，要设立内部审计部门查账。内部审计是自己审计自己，最有效的。所以内部审计应该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徐教授在上海财大写了21部著作和教材，他如此总结自己的学术成果：在全国最初提出：1、在会计成本核算上提出“品种法”;2、提出会计管理人员不仅要记帐、算帐、报帐、还要建帐、查帐、用帐的“六帐”理论;3、引进和提倡“管理会计”的理论和运用;4、提出设计和建立企业的会计制度的理论;5、提倡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6、出版我国第一本“会计词典”等。

　　1988年，徐政旦教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八位会计博导之一，被财政部称为“国宝”。他对博士的要求有四点：1、坐下来能搞学术研究，写文章;2、站起来能讲台上课进行教育;3、走出去能搞会计实务，担任注册会计师查帐，并能设计会计制度;4、不断在会计理论领域方面有新的创新和发展。而他自己更是这一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包括创办了著名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外资企业接踵而至。“那外资企业到中国来以后，他们首先要问，你们有没有注册会计师，我们的账年底都要注册会计师查账的。“

　　当时，上海财政局下属有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繁忙。“那我们说人家这么忙，而我们一个注册会计师都没有，那不行，我们要努力自己办一个。“但是，财大只有国家拨付的教学经费，没有资金用于开办事务所。于是他们找到了上海会计学会副会长陆修渊老先生。“这个人很好的。他说好，财大有人，有教师，能够提高水平。我们联合办一个独立的事务所，不属于学校，也不属于会计学会。那么叫什名字，有人说叫振华。我说太小气了，应该取一个有气派的名字，我们中国是大中华，大华就是这样子提出来的。“

　　“我们就是利用大沽路小学的一个课堂，用小学生的课桌椅做办公桌。那么没有钱总要有点开办费用。“当时，徐政旦兼任上海会计学会副秘书长，他们就以会计学会的名义发展了四十家顾问单位，一家出资两万元。“那么就这样子起来了，有八十万块钱，有四十个大客户：宝山钢铁厂、金山石油化工厂等等。办了以后，娄尔行担任董事长，龚清浩担任顾问，我是副主任会计师，副董事长。”是为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1987年，徐政旦教授偶遇珠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他主动跟我讲，说珠海有很多外资企业，但是没有一家事务所。”双方商议后，大华派出了沈钟惠女士带队前往，同行的还有一位在读硕士生谢荣，现在已经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任上荣休。

　　刚开始，徐教授的两位女硕士生拿着财政局开列的企业名单去联系业务。“企业说我们不晓得还有外面人可以到企业里面来查账的。他不相信，以为是骗子。”后面的发展很顺利。“财政局派的，揽业务还蛮方便的，一下子把几十家人家都包下来了，客户很满意。”年底结账，盈利30万元。

　　后来，在广东省财政厅的支持下，深圳大华诞生。“当时，花旗银行找到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仪，希望找一家事务所。张鸿仪说中国没有出名的，最近上海来的，上海财经大学创办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来试试看，你们同意吗?我们的审计团队，谁是负责人呢，梅汝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硕士，他是我们的董事，也是财大的教授。谢荣做他的助手。他们工作认真，花旗银行就非常高兴，说在美国的国际会计事务所，还没有你们两位做得这么好。结果他一宣传，在深圳十四家外资银行中有十三家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一下子成了银行专业户了。”是为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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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会计

　　当知道自己成为新中国首批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时，葛家澍缘何惊讶不已?葛家澍坦言自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1956年，他曾是建国后厦门大学提升的第一批副教授，1978年12月，他成为福建省第一批被提升的教授。1982年，他又被批准为新中国首批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两名之一)。

　　而成为首批博导，是最出乎他意料的。虽然当时已经带了几位研究生，但学校并没有把他列入博导的申报名单。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刊登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各学科评议组第一届成员名单”中同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两报对看，有我的名字不假。要知道，除我之外的13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师或前辈专家。”后来，葛家澍想明白了，可能是自己被认为既代表会计学科又代表统计学和财政学等学科的缘故。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葛家澍真正开始把目光投向国际会计界。在他和几位同志的努力下，厦门大学经济系率先开展了与加拿大的学术交流，派遣了部分年轻教师到加拿大攻读MBA学位。

　　这其中就包括现在厦门大学的副校长吴世农、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黄世忠。而他本人，也于1989年到加拿大访学，收获颇丰。

　　后来，葛家澍所系统评述和介绍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公认会计原则”等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为中国会计理论研究与西方会计前沿迅速靠拢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关于会计本质的“信息系统”也成为我国会计学的主流学派。

　　在中国会计“走出去”的过程中，葛家澍的一些学术观点还被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会计学家所引用。而一水之隔的台湾，更是称葛家澍为“大陆会计学界的翘楚”。

　　正是鉴于葛家澍在中外会计理论研究上的建树，后来他作为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咨询专家组成员，参与到会计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之中，为中国会计改革特别是“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育会计人

　　葛家澍的弟子都知道，老师其实是一位地道的“红学专家”，能结合《红楼梦》谈管理和会计理论。

　　谁会料到，就是那样一次“意外”，让葛家澍为中国会计博士生的培养实现了一系列“零”的突破：培养了新中国会计学和经济学科的第一位博士(林志军)、第一位审计学博士(李若山)、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曲晓辉)，招收了第一位来自台湾的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时至今日，葛家澍已培养博士60余人，现在还坚持每年培养1-2名。

　　在中国培养会计博士，那时尚无先例，葛家澍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打基础是第一步，在他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外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这里的基础甚至还包括文学功底，葛家澍本人就是一位地道的“红学专家”，能结合《红楼梦》谈管理和会计理论。

　　还有一个非常“葛式”的教学方式让弟子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读书报告会和专题研讨会。在博士生的第一学年里，他指定学生广泛阅读有关会计理论书籍，认真作读书笔记，并在定期召开的读书报告会上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第二年则进入专题研究阶段，由各专题研究者在定期的研讨会上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两个会成为弟子们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极好机会。

　　与渊博学识一起传授给弟子的，还有他严谨的治学作风。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他一贯奉行的治学信条。对于不同流派的学术论争，他很少带有学术偏见，而是胸怀坦荡，以理服人，不断深化自己的观点。对于弟子提出的不同观点，他的态度同样如此。

　　而他的弟子也从不负师所望，不少学生在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建树颇丰。

　　如今，弟子们提起老师，总是会想到两顿“大餐”。“这些年，老师的腿脚不方便，我们通常是到老师家里上课，既享受了老师的知识大餐，又享受了师母的美食大餐。”已经毕业多年的弟子何凡回忆说。

　　虽然上了岁数，但葛家澍仍然坚持浏览国外关于会计学、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图书和网站，关注国际财务会计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每年保持发表十多篇论文的记录。近来发表的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系列文章，是他此生最满意的作品之一。“现在主要靠我的第三只耳朵和第三只眼睛了。”他所说的第三只眼睛和耳朵，正是自己遍布大江南北的弟子。

　　喜欢古诗词的葛家澍，经常引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与弟子共勉。对于多年获得的荣誉，他“每日三省吾身”，审察自己是否受之有愧;对于自己的文章和著作究竟有无社会价值，他认为应交给读者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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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会计

　　一位造就了“数学明星”陈景润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同样造就了“会计明星”葛家澍。

　　当上“先生”的葛家澍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贵人—— —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一位造就了“数学明星”陈景润的著名经济学家。

　　“在大学教书，如果不搞科研，你就只能是一名教书匠，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授。”王亚南的一句话激发了葛家澍结合教学进行科研的决心。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葛家澍和另外几位志趣相投的老师一起组织成立了“新会计研究”兴趣小组，全身心投入到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之中。在王亚南的指导下， 葛家澍还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这为他后来深入研究“资金运动学说”做好了准备。

　　在那期间的1956年，葛家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 —“试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这门科学的对象”，指出“会计核算对象是社会主义产品再生产一切现象过程和物质要素—— —社会主义财产—— —的量的方面”。这篇敢于与当时苏联会计学界持不同意见的论文，得到了王亚南的大力赞赏。

　　1961年，葛家澍又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再认识”一文，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从而标志着系统、严密的“资金运动”理论的初步形成，并成为会计理论界关于会计对象的主流观点。

　　同年，葛家澍经王亚南举荐，成为文科教材《会计基础知识》的主编。他后来才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这套文科教材是经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而编写的，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挂帅，网罗了全国社科界的学术权威和精英，并实行主编负责制。

　　而这只是葛家澍参与中国会计教材体系建设的开始。从早期的《会计基础知识》、《会计原理》，到后来的《中级财务会计》、《现代西方会计理论》，从教65年，他公开发表的论文在150篇以上，著作达20余部。1989年，国家教委因其“独树一帜的财务会计教材体系”而授予葛家澍“优秀教学成果奖”，现在凡中国高校会计系学生，无不研读其教材。

　　争论会计

　　会计的对象是什么?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葛家澍与杨纪琬、赵玉珉就此问题产生了分歧，最后是如何协调解决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计原理》的编写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杨纪琬、中国人民大学会计核算教研室主任赵玉珉、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娄尔行和讲师吴诚之以及已经擢升为厦门大学经济系副主任的葛家澍齐聚北京研讨教材。

　　五位会计学界“大腕”思想交锋的激烈场面可想而知。其中以对会计对象的争论最为激烈，杨、赵坚持原苏联和人大教材的观点，即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而葛家澍坚持会计的对象是“企业的经营资金运动和社会主义资金运动”，娄比较倾向于杨、赵，而吴处于中立。

　　如此僵持了几天，“我想我应作些让步，否则教材无法编写。于是，我建议用大小字排印，反映两种观点。大字反映他们认为的主流观点，小字反映我的观点，争论才算解决。”此后针对教材的每一章节，“激烈争论、相互协调、达成共识”就成为了一种默认的编写模式。

　　然而，几位先生的私交越争越亲密，终成为挚友。在葛家澍的影响下，娄尔行从既不爱、也不懂京剧变成了京剧迷。改革开放后，两位先生会面，谈笑的是“三看刘长瑜”的情景。

　　每每回忆起那段时期，葛家澍总是心生感慨，如今其他几位先生已先后作古，当年相谈甚欢的场面犹在眼前。

　　在1962年年底举行的《会计基础知识》书稿讨论会上，葛家澍又邂逅了神交已久的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当学生时修读的《银行会计》，用的就是他写的教材。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不过大我几岁!”那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会计的对象和会计的属性，最后得出的一致意见是：不同意会计具有阶级性，并认为会计学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技术性是会计的主要属性。

　　“对这一观点，立场最明确、最坚决的是顾准。他对问题细致入微、滴水不漏的分析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最多的掌声。”后来，葛家澍被顾准赞为“资金运动学派”。

　　回到厦门大学后，葛家澍与顾准仍然保持通信联系。1982年，顾准的遗著出版后，葛家澍感叹说，我们会计界也有个“王勃”，在写作之时不过弱冠之年，但写出的文章却是字字珠玑，为世人所传诵，只可惜英才天妒!所幸对顾准认同的“会计学的主要属性是技术性”这一观点，葛家澍一直坚持了下来。经过“文革”十年中的重点批斗，葛家澍尤以为然。1978年，他率先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 —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一文，以“记账方法”作为会计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指出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并不带任何阶级性。

　　这篇文章给当时的中国会计界投下了一缕复苏的曙光。业内称赞其为会计界“打响了拨乱反正的第一炮”。以此为发展，葛家澍于1981年发表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这篇集大成的经典之作，指出会计学是一门探讨微观经济信息的提供方法(主要是探讨财务信息的提供方法)的科学，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技术性是其本质属性。这为会计界的全面思想解放，更为全面介绍与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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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家澍和他的会计时代

　　外界对葛家澍个人的了解往往仅限于知道他的家乡在江苏兴化，这是他第一次提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

　　臭豆腐、刀子鱼、河虾、螺丝……如今已90高龄的葛家澍忆起童年和家乡，脑海里是这一连串与美食有关的字符，和一段在祖母与外祖母怀抱之间来回穿梭的日子。

　　幼年时的葛家澍是苦难的，在他出生后的第13天，母亲离世。由于一时请不到乳母，当时亲友皆谓“长不大”。“后来父亲也调至外地工作，全赖祖母和外祖母悉心照料。”两位老人都是旧式妇女，但都识字，祖母还略懂些诗文。耳濡目染，对古诗词特有的情愫在那时就已经植入他的身体。

　　有一次，祖母硬是让他把古诗《静夜思》的后两句——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改成了“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从那时起他已深知：一个没娘的孩子自己要争气!葛家澍很早就表现出一些天赋：史地、生物和语文等科课文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从小学到初中，每次考试除了语文只能考90分上下，其他皆考100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苏州、镇江等地相继沦陷，葛家澍从镇江中学转至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念高中。在那里，他接受了高质量的英文教育，这也为他后来广泛涉猎国外会计文献和期刊、引领国内外会计学术交流打下了基础。

　　1940年，19岁的葛家澍以总成绩第二名从高中毕业，本可以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无奈当时日军已攻占上海的租界，上海交大被迫内迁重庆，且其父失业在家，若到重庆读大学，生活费和路费都难以筹措。于是空欢喜一场。

　　一个偶然的机会，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校址在福建崇安，后更名为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到兴化招生，声称被录取的学生不仅可免去全部学杂费，还包食宿，并发放从兴化到崇安的路费和几套服装及零用钱。

　　面临无书可读的葛家澍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诱人的机会，他随即参加了该校的入学考试并如愿被录取。很快，他就踏上了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

　　葛家澍和同学一行六人扮作商人模样，辗转常州、宜兴、徽州、金华、上饶等地，在轮船、汽车等交通方式不管用的地方，他们只能选择徒步前行。最危险的一次，日军离他们不过一里路之遥，“眼前是冲天的火光，耳边传来杂乱的枪声和此起彼伏的叫喊声，近在咫尺的战火硝烟让我们真害怕了!”所幸有惊无险，20多天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段经历，葛家澍最难忘的还是在路途中吃到了最香的无锡香粳米和金华火腿，这种感觉多少包含了一份死里逃生后的庆幸与释然。

　　求学会计

　　偏好理工科的葛家澍就是这样在命运之手的操纵下，与会计正式结缘并从此心无旁骛的。

　　葛家澍此前不曾考虑过学会计。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当时仅设政治、经济、法律和中文系，偏好理工科的葛家澍只好选择经济系。一年之后，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改为三年制的专科，葛家澍又转到了从未听说过的会计科。

　　现实让一直怀有大学梦的葛家澍极度沮丧，1942年夏，他先后参加了当时福建仅有的两所大学—— —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的转学考试，并被同时录取。由于后者在东南已小有名气，葛家澍选择了厦门大学会计系继续其学业。

　　就这样，在命运之手的操纵下，葛家澍与会计正式结缘，从此心无旁骛。

　　那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地方。大学期间，葛家澍阅读了200多本专业书籍，而校图书馆收藏的所有中外会计杂志，也被他一一读遍。

　　课余时候的葛家澍异常活跃，他和一些同学创办起了“金融研究社”，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和讨论会。后来成为一代管理会计大师的余绪缨，也是这些同学中的一员。

　　在导师陈德恒教授的介绍下，葛家澍还在当地的田粮管理处当起了兼职会计，一个月可赚得二三十元，这算是他最早接触的会计实践活动。

　　葛家澍对京剧的酷爱也源于大学时期的社团活动。当时的厦门大学校园里几乎每月都有京剧演出，葛家澍尤其钟爱一位电机系讲师刘昆山的表演。受其影响，他特别欣赏谭派杰出继承人余叔岩的作品。

　　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葛家澍毕业。权衡之后，他做出了此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放弃到交通银行工作的“金饭碗”，做最清贫的助教。

　　旁人笑他是傻瓜，葛家澍后来的解释是：“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我那时已深深爱上会计这门科学，能有机会对它进行研究，用它来培养学生，我是无怨无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