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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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美国家明显不同，中国在危机期间的信贷规模却是高速增长的。这种特有的现象已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次则是目前仍在延续的全球金融危机。

    而观察亚洲危机的历史，当时中国反危机下的信贷非常规增长留下的後遗症，确实也触发了2003年启动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而在当前这一次危机过程中，历史是否会再次重演呢？

    中国8月底的人民币贷款余额高达60.9万亿，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2%，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但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也是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央行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底信贷余额9.37万亿，但若将当年从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政策剥离的1.4万亿信贷算上的话，实际信贷总量为10.8万亿）。

    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宏观干预留下巨大的後遗症。例如，按照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在2002年国有大银行股改之前夕，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超过了25%，当时国际上曾经一度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已经“技术性破产”（2003年标准普尔曾估算中国内地国有银行的不良率为40%）。

    如今同样也是危机爆发四年後的今年，有分析指出,中报显示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形势日趋明显，区域性、行业性和集群性风险有所增强。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不良贷款大幅增长，且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行业为主;截至7月末，温州地区金融机构不良率持续第11个月上升，不良率已上升至2.85%。

    对於这一问题，还需要从中国货币环境的发展历史中找寻答案，因为中国出现的反危机下信贷非常规增长的特有现象，除了宏观逆周期调控的原因外，更重要是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伴随中国市场经济范围的不断延伸，特别是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中国货币化进程也相应经历了商品吸纳、要素吸纳、资产吸纳三个阶段。而易纲在1991年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货币化进程》一文中曾对1979--1992年期间中国出现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持续高於真实GN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的现象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经济改革和开放，产生了吸纳超额货币的新的经济领域，因此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并没有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即中国确实存在货币化过程，即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并没有带来持续的通胀。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触发了政府的反危机公共干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轮政府反危机干预之下，客观上却也加速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表现为原来能够吸纳超额货币的商品领域、要素领域和资产领域已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在新的吸纳货币领域出现之前，即经济运行新的增长点形成之前，如果照旧提供超额货币，那麽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笔者认为这才是央行在此次轮调控中并没有因为外汇占款的减少，而随即将接近20%的存款准备金率快速调降的重要原因。

    因此，未来中国货币化进程实际上直接取决於中国是否能否出现新的吸纳货币的领域，虽然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但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数据显示，城镇化率超过50%之後，城镇化提升速度将出现了明显回落，日本、韩国城镇化率分别是在1968年和1976年超过50%的，随後两国城镇化推进速度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而中国城镇化率是於2011年超过50%的，因此按照日韩的经验，虽然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但要继续维持1994年至2011年间每年1.3%的增幅，可能已经不太可能；而城镇化速率的放缓，相应也带动房地产市场、重工业等领域的调整，这些因素的变化均直接导致维系多年的货币化进程放缓，甚至是停滞。

    而至于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应人民币流通范围由境内扩张至境外，由此就会产生吸纳人民币的新领域——外部商品吸纳领域，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领域的真正形成还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