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精神，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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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R：这种发挥了链条作用的商业精神又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呢？

　　韦森：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和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与明清（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这些地区传承并遗留下来的商业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这种精神也很可能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所特有的工商业精神同宗同源。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教授曾写过《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专门研究东亚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从历史上看，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素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另一方面，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崇利”和“重商”也很明显，一直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文化里蕴含的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反传统、善于变通、敢为天下先的特质形成了追求感官享乐、直观务实并敢于冒险的精神品格。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商业精神被压抑甚至快被泯灭掉了。正是因为存在上述文化精神传统的遗产，改革发生之际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秩序，率先由这些地区萌生，并迅速向其他地区辐射和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无数精明能干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一大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崛起，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国内贸易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商品才会不断涌向全世界。

　　 CBR：既然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为何今日的市场经济却面临着诸如食品安全等诚信环境急剧恶化的尴尬局面？

　　韦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确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但这却不是当前商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今天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曝光出来的商业欺诈、伦 理缺失甚至道德沦丧的事件。从三聚 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到不久前曝光的“毒胶囊”事件等，怵目惊心，不胜枚举。人们愤怒和悲叹之余，往往会认为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误识。当今中国的商业伦 理缺失是有体制和制度原因的。在一个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又缺乏限制政 府权力的社会中，政 府官员腐 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地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急遽拉大，是自然和必然的。在政 府官员腐 败不断被曝光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连政 府都不敢相信了，又如何能建立起商业诚信系统？又怎么能期望普通百姓和企业界人士有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指出，“在一个人身自由与个人责任被破坏殆尽的制度中，无论人们的良善愿望，还是组织的效率，都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行为准则”，就恰恰说明了这一道理。

　　1961年12月6日，在纽约第66届美国产业大会上所做的“自由企业的道德因素”的讲演中，哈耶克提出“道德和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这一论辩的逻辑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商业诚信才会不断提高。根据哈耶克的上述认识，我也曾提出两个观点：（1）只有建立了良序运作的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重建中国的商业诚信体系，才期望能重塑未来中国的商业伦 理；（2）只有在现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场经济体系中，儒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商业美德才能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