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为什么落后

菲特

一

    教育是立国之基，强国之本，这似乎成了人们的共识。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么掌管中国教育之舟的舵手们就应该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一流人才，这样才可能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地引领中国的教育之舟驶向光明的未来；国家也应该切实拿出点重视教育的诚意来，从经济上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从行政上少为教育添乱，这样教育之舟上的船员们才可能一心一意鞠躬尽瘁地为教育去奋斗。然而，现实生活中教育的发展状况，不仅不容乐观，反而让人忧心重重。

    我常常疑惑，掌管中国教育的一流人才，是不是有点名实难符，为什么一流人才的表现老是二流水平？先不要说“文革”十年知识如何被冲击得一文不值，知识分子如何被践踏得尊严扫地，这教育停顿乃至倒退的十年，终究怨不得我们的一流人才，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单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的天空不再阴霾万里，教育可以积极地探索和改革了。而高考是教学的指挥棒，怎么考考什么，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改革环节。比如1977年恢复的高考没考外语，随后的高考每年都有变化，究竟应怎样选拔学生怎样考试才能更好呢？时值改革开放之初，西风东渐，一种闻所未闻的考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理论、技术、方法传进了中国，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就是“标准化考试”。其实，标准化考试是工业化时代教育评价的一种方式。当我国引进标准化考试之时，正是美国工业化教育发展到顶峰的时期。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工业化教育已经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据此，美国于1983年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紧接着1984年发表了《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1985年就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不久，又有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由此开始了波及全国的教育转型，考试也逐渐抛弃了标准化，变成对学生的综合评价。而我国在美国逐渐抛弃标准化的前夕，于1982年从美国取来标准化考试的“真经”，于1985年在广东率先开始标准化考试实验。第二年，山东、广西、辽宁参加进来，实验科目也由英语、数学，扩展到物理、化学。此后参加实验的省市迅速增多，科目也迅速扩大。1989年，国家教委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验规则》，标志着标准化考试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从此，高考这根指挥棒产生了空前强大的指挥效应，在标准化考试的带动下，全国的基础教育不得不步入应试教育的轨道。

    看看，我们掌管教育的一流人才就是如此地慧眼识糟粕，你美国人不要了的标准化考试，我们就是要当宝贝贡着，还要在全国推广个遍地开花。我不禁犯糊涂了，这是不是“敌人所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拥护”的“文革”精神的又一次发扬光大？而标准化考试在神州大地实施的“成果”如何呢？无非使教育成了考试的附属品而已。一切教育活动都围绕考试转，学校成了传授考试妙法的场所，老师和学生成了备考应考的机器，所谓“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即是明证。这就导致了从各级学校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多是随波逐流之庸人，而少砥柱中流之精英。谁能说时下中国的诸多病症，如价值失衡、道德真空、社会无序，假冒伪劣泛滥成风，腐败之风深入人心等等，与这个标准化考试的肆虐泛滥没有关系呢？至于中国教育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标准化考试更是罪莫大焉。尽管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人们看出了标准化考试的症结所在，也都在呼吁素质教育，但由于教育主管部门依然对这个考试情有独钟，照样保守得有声有色，所以中国的教育仍旧处于“轰轰烈烈谈素质，扎扎实实搞应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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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然，掌管教育的一流人才们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教育的改革，每隔三五年，总有改革的大手笔出现。这不，标准化考试刚于80年代末在全国全面推广，90年代初就又对高考的考试科目进行了改革，理科不考生物，文科不考地理。我们的学校和学生都是很现实的，一切围绕高考转，高考不考的科目，能走马观花地学一下就算不错了。

   真是难以想象，我们的教育专家们竟敢逆历史潮流而动。21世纪的科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这门学科主导着的，比如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不学生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还怎么赶超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水平啊。文科生学不好地理，连祖国山河的险要形势也不懂，即使读了万卷书，但行不了万里路，空做一辈子的两脚书橱有什么用呢？这种缺心眼的高考改革，自然招来了有识之士的一片反对之声，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不如武器的批判厉害，我们的高考还是气定神闲，就这样“3+2”地考了好几年。后来估计是教育官员以及专家学者们良心发现了，这样做下去可能要误国误民，才在新世纪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于高考时加上了生物和地理这两门的考试。与此高考改革相配套的是，在高中推行毕业会考制度，由省里统一命题，高一考历史、地理，高二就把高中所学的剩余课程全部考完。这样，除了期中期末的统考和高考这两座大山之外，会考成了压向学校师生头顶的第三座大山。万不可小看这第三座大山，它是应试教育的又一道亮点，可以使擅长考试的各级学校再次一展英雄风采。故而备考的紧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高考，学生们辛辛苦苦朝背暮练，老师们忙忙碌碌考试阅卷，不折腾它个四五回做不到万无一失绝不罢休。每年高考的前几天就是会考的黄金岁月，全省统一布置考试，各地互派监考、巡视，还要正儿八经地培训监考教师，要求同高考一样严格，考完还要由地区统一阅卷登分。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时间一长自然遭到人们的反对，主管教育的公仆还算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明令取消各省统一会考。无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鉴于会考能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赚取白花花的银子，可以使其中的工作人员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各地遂对上边的政策做了一个小小的变通，由各地市统一命题，各县自行组织会考，虽然钱还得交，但会考的隆重色彩毕竟淡化了一些。

   眼下，中国教育界正在积极进行新课程改革，好象新课程的版本也有两个了，教材编写得较以前有了进步，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也大有好处。不过，在目前的这种教育模式下，深层的教育体制不触动，只做一些浅层的配套改革。恰如黄鼠狼吃鸡的本性未变，即使改革得黄鼠狼能给鸡拜年了，也不过徒增一些好听的名声而已，于鸡的被吃命运并无多大关系，我们的教育又能有什么大的改观呢？

   不过，我还是愿意对中国教育的掌舵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他们的教育改革多属闹剧式的，但毕竟使中国的教育显得不是死水一潭，终究有那么几片昙花一现的涟漪，也可以给人以暂时的幻想，虽然是不切实际的，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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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然，一说起教育，整个社会在形式上还是挺重视的。各级领导一讲话就强调要尊师重教，要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每年的9月10日都要过一个教师节，热热闹闹地庆祝一下。但是在实际上，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标志之一是基础教育经费不足。按教育部原副部长柳斌的说法，我国之所以能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通过以后到2000年就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一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路子，但这个超常发展，是以加重农民和企业负担为代价取得的。而1999年以后中小学的人均教育经费呈下降趋势。虽然出台了转移支付的政策，但是转移支付的数额远小于以前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所以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尽管历届政府都想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上届政府准备使我国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占到4%，但直到2002年仍然没有做到，只是恢复到了1991年3.19%的水平。（《报刊文摘》2003年9月1日）由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我国的基础教育经费每年缺口达几百亿元。

    在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教育经费却少得可怜，我不禁想问一句，政府一向提倡的“科教兴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让人想不通的是，在教育投入上如此小气，而在公仆们的身上却十分大方。比如，目前全国的公务车一年各种耗费高达3000亿元，公款招待费每年2000亿，旅游考察费每年1000亿。（《报刊文摘》2005年9月30日）你说，时下的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呢！标志之二，教师待遇低下。说到这点，我不由想起了某地一领导对此问题的反驳怪论——每月一千多元，又能按时发放，这么高的工资还低呀？看看下岗职工，那才叫可怜呢。从这个领导的怪论里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教育经费为什么投入不足，教师待遇为什么不高，根源全在这样的领导身上。我敢说，这种领导在中国并非个别而是一大批，他们从骨子里就不重视教育看不起教师，他们做什么事都有钱，惟独到了教育上就哭穷了。“文革”流毒且不说，在新时期的工资改革和《教师法》制定中，就对教师的待遇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教师工资不得低于或高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公务员掌管着教师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不愿意看到教师的工资比他们的高，这是自然的事。但也充分说明了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只是一群庸劣之辈，平日只知睥睨天下惟我独尊，全不明白，教育乃百年大计，对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教育直接负责的教师理所当然应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对这些精英人物，国家有责任使他们在经济上保持一个优越的地位，而与教师相比，公务员算什么呢？他们从事的职业绝少创新性，大多唯唯诺诺迎来送往，“一生依样画葫芦”而已。日本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才使教育成为日本从废墟上强大起来的不竭动力，西方发达国家莫不如此。也许有些公仆又要说了，我们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怎么能和外国比呢。好，既然和外国不能比，那我们和“万恶的旧社会”比一下如何？据一些学者研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教师的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当时1银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30元人民币）之间。这些人在当时是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陈明远：《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节选自陈明远编《逝去的大学》一书）看看现在教师的工资，比一些不景气企业里的工人稍微还高点，比外资企业里的工人那就差远了。为什么旧社会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却做不到了呢？我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钱，我们缺少的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由教育落后导致许多方面的落后，我们也就不要怨天尤人了。

    不重视教育看不起教师也就算了，如果能让教育成为一块净土，让教师们在其中自由地教书育人，愉快地无私奉献，那倒也是教育的万幸。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见，在以前如果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现在则一定是死了，因为现在连教书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了。确实如此，在时下中国的教育界，一个自由安静的教学环境是很难存在的，特别是基础教育这块，用“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学校成了各种检查的集散地，不但省、地、县各级教育机构的检查络绎不绝，而且其他名目繁多的各类检查也是此起彼伏，诸如各级物价部门的乱收费检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实地考察，各级党政领导的莅临指导，，消防部门的安全检查，卫生防疫部门的卫生检查，有时还有兄弟学校的交流学习等等。近年来各地又掀起了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潮，学校也是检查的重点。“检查团一来，惊天动地”，全校师生总动员，只卫生就得忙个不亦乐乎，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至于“检查团一走，威信扫地”，那已是师生额手称庆的事了。更为邪门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还要对学校的升学率下硬性指标，几乎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年考的人数一定要多于去年，明年的升学率必须高于今年。这些公仆也不想想，种庄稼还得老天爷照顾，风调雨顺了才能丰收，若遇个旱涝灾害，歉收则是一定的事情。学生的素质一届和一届肯定不同，考题的难易程度一年和一年也有区别，招生的人数每年都差不多，升学率有高低起伏不也是正常的事吗？可教育官僚们拍脑袋决定了的事情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为了给公仆们的政绩锦上添花，学校只好以应试教育为中心，挤掉师生们一切“不必要”的休息时间（包括双休日），全用来苦教苦学。于是乎，中国的教育就只好在应试教育中垂死挣扎而无能为力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就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倘真能如此，中国教育才会得到真正的重视，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发达的一天。这样的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