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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再次风生水起,但抵制成功的前提是存在替代品,当前中国并不具备“抵制日货”的底气。在全球产业链中,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而中国仍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鲁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言,“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随着中日钓鱼岛主权纷争的不断升级,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风生水起。19日,呼吁“抵制日货”的帖子在微博上疯传,很多人@我,希望发表下看法。
于是,19日下午我发了一条微博:“抵制日货者的‘爱国’之情或可理解,但愚蠢的是忽视了中日经济是‘相互依存’。日本经济需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中国经济也高度依赖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今后20年内,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抵制日货大多数情况下会异化为抵制自己的同胞,下场只有一个:伤敌一百,自损一千”。
这自然引来了毁誉参半的评论,有人认为“抵制日货需先抵制蠢货”,有人则称“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别给小日本提气了,日本只是个小岛国”。
19日晚,几位百万粉丝级的微博大牛给笔者发来了私信,内容是一条呼吁:“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若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若六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若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将彻底瓦解!”
有的大牛还很客气,不忘在私信末尾加上句“供您参考”。但说实话,“参考”完之后,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读后感:无语。果然,在“爱国”这件当前中国最不需要付任何成本就能赚尽吆喝的事面前,不管是大V还是小号,很多人的态度都像极了战前的日媒,“对内或许尚能争争民权,对外就彻底地只剩下一个声音了”。
事实上,自从1908年因“二辰丸”案,广东掀起近代第一场“抵制日货”浪潮至今,中国抵制日货已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如何看待“抵制日货”,中国一直意见分歧,时至今日亦然。
原外交官吴建民认为,“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但全球化进行到今天,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岂不愚蠢吗?”这或许代表了很多反对“抵制日货”者的意见。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则认为,“抵制日货应把握分寸”,因为 “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环球时报》早前的一篇社评则主张,中国应和日本打“连环反击战”,因为“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不会比日本社会的损失更大。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小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日本技术的优势,遭到中国市场优势的平衡,而且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中国整体上蒸蒸日上,日本经济相对萎缩,两国角力,中方在士气上后劲更足”。
那么,事实上如何呢?笔者认为,正如襁褓中的婴儿无法断奶一样,当前中国根本不具备“抵制日货”的能力。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日本的老路。然而,笔者深感,中国在看待日本时只重视了其“教训”,而忽视了其“经验”。中国正在走的是日本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疯狂的那一段,1955年至1970年“黄金(1662.90,22.40,1.37%)十五年”的经验,却鲜有人提及。
实际上,日本正是在那15年间,奠定了支撑国家发展的两大基石。一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批世界级名企;二是完善了社保,形成中产阶级占绝对主流的“一亿总中流社会”,橄榄型结构保证了社会高度稳定。
因此,说中国与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恐怕都不确切。GDP超越日本就更不值得炫耀了,正如日本不动产金融工学学会会长川口有一郎对话新浪财经时所言,“剥除房地产、股市存在的泡沫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还能剩下什么,才是一国真正实力的体现”。
中国自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从统计上看,的确处于“高增长期”,但几乎没有领先世界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基础依然脆弱,橄榄型社会结构更是遥遥无期。同为“高增长期”,但中日差异甚大。
在中日经济互相依存方面,实际上很难衡量谁更需要对方。若没有了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日企将蒙受巨大损失,将不得不花更大成本转战东南亚、印度、南美甚至非洲等;若没有日本技术,中国的多数产业也将无法开动机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中日间合作模式——“离岸生产”,视为推平世界的推土机。
在全球产业链中,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扮演基础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这种布局让日本在信息电子、钢铁、汽车等多个产业拥有可怕的话语权。
庞大的财团模式让外界难以了解日企海外扩张的详情,中国数万家日企的背后,究竟集结着多少资本和技术力量,目前尚未看到令人信服的数据和研究。
就拿东风日产、广汽本田而言,国产化率号称达90%,但剩下的10%皆为关键性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缺少任何一个,生产的汽车都无法合格出厂。在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欧美寻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依赖日本。在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以及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汽车零部件上,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供应,连欧美系车商都不得不依赖日本制造。
在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也保持绝对优势。为防止技术流失,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基地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在日本大地震后,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停产造成供应紧张,曾将整个全球产业链推向断链的边缘。
那么,中国呢?可以说,虽然GDP已成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扮演着打工仔角色,而非发包方。拉动中国GDP增长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核心零部件—中国组装加工—全球销售”这一模式。而且,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会伤害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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