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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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从每个个体来说，肯定希望养老制度对自己最有利，自己从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我前两天特意去了石景山的八角社区，那边首钢的退休职工特别多。以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职工情况来说，他2004年退休前，每月工资才600多元，退休后每月有1300多元，现在每月能拿到2100多元。每个人都希望从体制里尽可能多的获益，但是当这项制度上升为一个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时，我们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养老制度才是最理想的

郑秉文：你说的这些首钢工人，是不是对自己的退休待遇并不算满意呢？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表现得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和那些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公务员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太少了。但是实际上，与他们以前的收入相比，感觉他们对现状还是高兴的。

郑秉文：这里边既涉及养老体制的实际效果，也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怎样设定的问题。退休后收入比工作时还高的情况，说明了我们国家初次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所以才会”倒挂“。如果一个社会退休后的收入更高，那人人都期盼着早退休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福利水平的设定来说，任何一项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多少都有扭曲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对劳动力不保护的。这其中的分歧只是在于保护模式的选择，保护多少的抉择，完全不保护的国家几乎没有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与不足都不好。过度的福利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是个人行为的麻醉品，比如欧洲一些陷入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如果对劳动力的保护与社会特质的需求相差很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影响消费者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用在这里也特别合适。一个好的养老制度预期，并不是说人人都盼望早退休。好的制度应该让人们预期到制度的稳定性，从而获得稳定的合理的保障，比如，晚退可以拿到较多的退休金，早退拿到的退休金少。

现在我国的养老制度并不透明，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不吃亏。制度应该给人的第一预期是信任，这个养老制度应该是中性的、精算的，而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我不主张加大养老金的再分配功能，而是按照个人缴费的不同，体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原则。这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体现的特质。在覆盖面狭小的条件下，杀富济贫的制度不利于扩大覆盖面，而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扩大覆盖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倡的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造成的压力吗？

郑秉文：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又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至于能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我前边提到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即制度赡养率）。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率，都能增加养老金收入，但是我们替代率还有空间降低吗？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我们的缴费率在世界上算高的了，不该再往上调了。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据最近报纸披露的数据，我国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10年以上。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10岁以上，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但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较长的心理适应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国很多年轻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我们的就业市场呢？

郑秉文：我国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二次就业。对于打工单位来说，不用再为这部分人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参保者来说，可以领取免税的养老金，个人不用再缴费，在外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只有国家是不合算的，是利益受损的。当然，国家利益受损最终也损害其他参保者的利益。

我国早退休现象造成的二次就业比例相当大，但是到底具体数字是多少，目前还缺乏有效统计。这部分人工作时收入不一定有保障，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元，加上在外打工的钱，收入比工作时大大增加。这部分人实际上占了制度的便宜，但是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制度内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与事业单位相比就心里很不平衡。算上这些二次就业的人口，延迟退休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对新的就业岗位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挤压，但是晚退休的人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外，从经验数据看，北欧国家退休年龄高达67岁，它的失业率并不比希腊更高，甚至还低于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