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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首信股份总裁杨廉斯隐退,普天集团高级副总裁鲍康荣就任首信股份新总裁。此时的首信股份由于手机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其实首信现在完全可以不急于做实业,我们每年从北京诺基亚合资公司拿到4亿元左右的投资收益,足以令任何人羡慕不已。但是,从股东角度判断一件事情和从企业内部判断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从股东的利益考虑,首信早就应该退出手机行业了,但是这在国营企业行不通,国营企业似乎更看重有事做,做大事,而不用过于担心实际效果。”武学东轻轻地叹了口气,“在非正常的决策环境下,我们的专业决策知识和经验根本用不上,即便明知道管理层的决策是不妥的,你也阻止不了,你只是个财务部经理,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诺基亚公司是做事的文化,多数国有企业是做人的文化。回到首信股份后,武学东试图将诺基亚先进的财务管理方法带到首信,但国企特殊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使得这些方法的实施效果难尽人意。2004年8月,武学东清楚地意识到首信的运营出现了问题,于是从财务角度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
“在国营企业向老板提交负面的报告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只是艺术性地以财务部下面的研究小组的名义,向老板递交了这份‘研究报告’,仅供老板参考。报告对我们自身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对未来行业走势做了预测,对目前应该采取的策略做了一些建议,并对立即退出手机行业和一年后退出手机行业两种方案做了比较,结果是两者造成的损失基本相同。”
随后的一年多里,首信的许多决策似乎与这份报告的思路不谋而合。或许在国企环境中,做事的科学性永远要以做人的艺术性为前提。“就像解方程一样,你的参数和变量太多,就很难解。要对得起良心,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减少损失和浪费,‘创造价值’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这也许是武学东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2004年初,我发现一些采购计划有严重问题,便向管理层提出异议,其实管理层很清楚这些单子是否该做,但即使所有人获得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也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些单子最后没有被取消,接下来造成了公司几亿元的损失。没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但我有其他的选择么?”武学东有些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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