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谈管理之道

一本流浪书

    中国企业家都会面临一个重大课题，面对名目繁多的管理学书籍，该如何进行选择，管理的大道究竟是什么？面对纷繁复杂的管理事物，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企业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企业。翻阅近代管理史，只有西方的管理科学和日式管理科学，并没有中国自己的管理学。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只是德鲁克、彼得、泰勒、法约尔、松下幸之助等等的西方和日本的管理理论书籍，一本中国化的书籍都没有，所以大多中国的企业家只能把这些纯西方化的管理理论作为自己企业的管理圣经，结果发现在管理实践中，这些西方的管理完全不适合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员工。原因很简单，中西方的文化不同，管理方法肯定不同。

    不一样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培育出不一样的管理模式。中国从几千年前的氏族时代就构建了独特的管理方式。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君主都因为他们顺应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来管理教化民众，才成为了中国几千年来被传颂效仿的杰出管理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们敬仰天地，天不但被赋予了抚育万物、奉养人类的属性，也逐渐被赋予了道德比类与审美观赏的属性。人们不但向天地学习如何做人，也将天地看作拥有最高权威、默默无言的管理者。中国人把天对人类的管理思考总结，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中去。这些在洪荒时期便播种在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在今天也难以改变。自古以来，管理者都要顺应这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不但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还会自取灭亡。

    虽然不可否认近代管理思想源于西方，西方100多年前就产生了一套体系严密的管理理论，但西方的管理学是一种追求标准化、制度化的科学，有着注重逻辑、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建立在西方独特的文化土壤上的，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就脱离了血缘纽带与农业社会形态，进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约化与法制化的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引入工业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成了现代管理体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血缘宗法制的社会，靠人伦道德而非法律来维系，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有血缘关系及其他关系为纽带的圈子里，人情关系甚至超越了契约关系，在中国人骨子里办事首先要有情感，然后是其合理性，最后才是归于是否合法，所以中国人讲的是“情理法”并重，因此单纯用西方崇尚理性和规范的制度化管理理论显然不适应中国企业。

一本流浪书

    我们不可否认近一百年中国更多的是学习运用西方式管理，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的反思和整理非常之少。中国的传统管理与整个国学一道，作为封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作为孔孟之道也受到粗暴的伤害。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被看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弃，近代曾经辉煌的儒商被看作一个历史悲剧而尘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出国学习，回来便都大刀阔斧的根据西方模式和经验进行改革，对于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顾。而现在许多问题正在慢慢显露，经济发展中忽视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数字，自然环境沦为牺牲品，社会中不均衡的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幸福感越来越低。

    中国企业的寿命普遍之短也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现实，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为2.5年，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国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来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经验必然是不明智的。管理好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大企业，我们不能否认必须有规范的西方科学管理流程，因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现代化的企业科学的分工合作是必须的，科学的流程和规范的制度虽然能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光有这些，管理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富士康的制度化、流程化管理堪称西方科学管理的典范，然而为什么接连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其实西方硬碰硬的管理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本土企业，西方管理模式虽然很科学，但也有它的短板。中国人重感情、重道义，突然面对西方冰冷严格、对事不对人的管理制度，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而现在就必然会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紧张，更加影响企业的运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必须要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寻找适合中国企业的中国化管理方法。

    当然，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并不是直接的管理技巧与策略，而首先是一种宇宙之道与人生智慧。《周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与西方管理科学可谓是一种道器关系。西方的科学流程化管理只是管理中“器”的部分，而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才是管理中的“道”。在管理中不能没有“器”，没有“器”，管理就成了空中楼阁，但光有“器”也不行，必须要有“道”的管理思维和理念，只有懂得管理之“道”，才能用好管理之“器”。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之“道”比管理之“器”更加重要。我们在研究国外的管理思想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日式的，其实它的理论来源都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德鲁克的任务、责任、实践的管理理论，还是波特的差异竞争论，还是哈默尔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明茨伯格的战略和经理人角色及科特的领导与变革，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些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而已，这些手段和方法，其实在浩淼的中国传统哲学中都能找到与他们几乎一致的管理理论，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世界管理学的源头活水。

一本流浪书

    西方管理学家所论述的管理的实质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内圣外王”的哲学之道。管理对于人而言无外乎就是：“管好自己和管好别人”，对于企业这个组织而言就是“能形成产业，对外成王称霸，成为某一领域的引领者”，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和“外王”。西方用了一大堆词语解释什么是管理，可我们的老祖宗用四个字就把管理解释清楚了，这四个字就是“修己”和“安人”。西方管理学者用一大堆词汇来论述企业愿景，其实我们的古人也用四个字把它说的很清楚，这四个字就是“内圣”和“外王”。想一想，做企业能达到内圣外王这个愿景，这个企业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而西方管理学者论述的实现管理过程的各种理论。其实一部四书里的《大学》就已概括了他们的全部。实现”内圣”和“外王”的管理最终目标，西方管理大师认为要定战略，清晰任务，明确责任，重视实践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其实我们的古圣先贤在《大学》里论述的更加具体和详细，《大学》把如何实现“内圣外王”明确的提出了“三要素”、和“八个纲领”。《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们从中可总结出管理要做到“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这个三要素”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八个纲领。这“三要素”和“八个纲领”与西方管理大师的管理理论异曲同工，甚至比他们论述的更科学。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要做到明德、亲民和达到止于至善，做到这三点，这个企业才能基业长青，才能受人尊重，这个企业家才能成为企业家。

可以说一部《大学》就是一部管理学经典。

    西方人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寻求管理的救世良方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7世纪，西方管理学者就已意识到管理学离不开中国智慧，他们便回过头来，求助于东方智慧。17世纪末，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在法国出版，于是孔子思想在欧洲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开来。当时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和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都把孔子的画像供奉在自家的礼拜堂里。依照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说法，“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与儒家相比，《道德经》、《孙子兵法》因其实用性而更受欢迎。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强调：“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老子“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孙子兵法》也同样受到军事界的厚爱，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列为教学参考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时，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