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先：期待中国式的上市公司突然死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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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去年8月至今，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已经退市的数量为23家，其中单从纳斯达克（微博）退市的就达15家。

    相较于美国一年内23家中概股公司退市，中国A股市场的ST股上市公司更像是一个个僵而不死的“不死鸟”传说。一旦成功过会上市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即使其间被发现在IPO过程中存在造假、粉饰行为，或因各种法定原因被ST警示，这些公司也一样可以在付出较小的被处罚成本后，在保护投资者的幌子下继续横行A股市场，甚至顺利通过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式达到凤凰涅盘。

    但A股市场“重IPO前审核、轻IPO后监督”所造成的“不死鸟”ST公司泛滥情况，在郭树清新政、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出台退市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正在发生变化，那种公司一旦蒙混上市就基本上可高枕无忧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譬如，在退市新政露出执行曙光的 7月30日正常交易的110只ST股中，就有106只以跌停价收盘，ST股大面积退市正在成为影响投资者预期的大概率事件，A股市场历史上第一次有望迎来真正的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时代。

    ST股遭受退市危机还不是目前资本新政挽救股市信心和提振市场的核心部分，至少不是投资者期待的资本新政高潮部分。更让投资者鼓舞和期待的是，监管层能够镜鉴香港洪良国际案的做法，根据内地实际情况，开启“上市公司突然死亡制度”的闸门，即在发现上市公司欺诈上市或严重违反上市承诺、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迅速依法责令退市，并采取相应财产保全措施的制度。尽管出于审慎的原因，“上市公司突然死亡制度”的闸门启动的可以缓慢一点，并可以瞻前顾后，譬如闽灿坤B（0.450,0.00,0.00%）的突发性退市危机，至今尚未有定论。可至少在香港洪良国际一案的启发下，监管部门逐步认识到，不管什么类型企业，也不管其规模有多大，如果其触犯法律或上市规则，那么让其退市并对投资者进行补偿等让“上市公司突然死亡”的监管举措并不像先前预想的那样难，或不可接受。

    事实上，上市公司生与死、优胜劣汰的大道理大家不是不明白，只是因当下的事后监督制度缺乏刚性、违规惩罚过轻，大家都不愿意去触碰，或者说因各方压力太大都不愿意去做那个所谓退市制度的“屠夫”而已。于是，公司上市后，除非这些公司符合苛刻条件后依法退市，否则这些公司即使已经腐朽也会久久不死，以待通过重组涅盘重生。重事前IPO审核轻事后日常监督、事后监督流于形式，这是中国A股市场积弱、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的体制性根源，也是A股市场容易滋生“不死鸟”僵尸公司的主要原因。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A股上市公司没有腐朽至死就无所谓新生不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除A股市场上这个上市公司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的“重入口轻出口”体制性诅咒，譬如借鉴欧美及香港等成熟市场的制度尽快建立让欺诈造假上市者无利可图、严重违规者倾家荡产的中国式“上市公司突然死亡制度”等，而仍旧任由那些绩差造假公司继续留在市场上荼毒一批又一批善良投资者，那么中国股市即使最终通过暂停IPO获得了市场喘息之机，其最终得到的也不会是“拯救”，而只能是IPO重启后的新一轮“沉沦”。

    上市公司“突然死亡制度”不等于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相较于“退市制度”，“突然死亡制度”尽管也采用退市的手段——直接退市，但其更倾向于是一种“行为罚”，因而更接近于具有法律震慑力的直接退市处罚制度，即只要触犯了规定的行为，譬如伪造财务数据和法律数据欺诈上市、故意进行重大隐瞒骗取上市资格、进行了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重特大违法行为等，就必须承担“突然死亡”的直接退市后果及实际控制人被重罚的后果。

    受限于国内A股市场与欧美乃至香港市场不同的监管司法制度逻辑，内地A股市场不可能像欧美那样在严苛的“司法语境”下，譬如像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3条那样启动上市公司“突然死亡”程序。但内地A股监管部门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法律给予了行政部门西方监管机构难以企及的授权，包括一些准司法权。如果A股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这些授权，就A股市场最大的体制积弊——欺诈造假收益高而成本低，展开果决的法律行动，比如制定规范单体上市公司突然死亡的规章《严重违法、背信上市公司直接退市管理办法》，对满足欺诈上市、重大隐瞒、严重违规等规定条件之一的上市公司责令其直接退市，通过这种上市公司“突然死亡法”让那些上市公司造假者、欺诈者、严重违规者血本无归，不敢以身试法和背信，从而还A股市场以诚信和守法的风气，那么中国A股市场所倡导的价值投资才真正有意义，A股市场未来的振兴和繁荣才更有希望和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