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帝的《击壤歌》与管理的最高境界

Alisa

    众所周知，管理学是从近代西方兴起的学科，在追求效率和管理的流程化等方面西方早已产生了一套体系严密的管理理论，西方的管理学可以说是一种追求标准化、制度化的科学，因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就脱离了血缘纽带与农业社会形态，进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约化与法制化的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引入工业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成了现代管理体制。而且西方有完整的宗教体系和哲学体系，所以西方的管理科学有着注重逻辑、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血缘宗法制的社会，靠人伦道德而非法律和宗教来维系，中国文化中的儒教起着宗教作用，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哲学体系，不具备宗教的神圣性，所以中国人没有与某种神仙构成契约关系，而中国人敬畏的是天，是自然，中国人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和天人和谐。所以中国人就没有一个共同的、不可逾越的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中国人追求的是格物，致知，追求的是自我修炼和慎独，所以在两种不同文化土壤中，采取的管理方式肯定是不相同的。

    中国从几千年前的氏族时代就构建了独特的管理方式。孔子敬仰的尧、舜、禹之所以被人们传颂就是因为他们顺应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来管理教化民众，成为中国几千年来被传颂效仿的最杰出的管理者。传说在尧的管理下，人们一边劳作，一边唱着《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歌出自《帝王世纪》，在《帝王世纪》里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首诗是在尧时代，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在田间唱的歌谣，歌谣的意思是：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皇帝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何关系。《击壤歌》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表达了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恰恰说明，在中国文化中，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百姓很快乐和很幸福，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而感觉不到管理者的存在。尧帝的《击壤歌》唱出的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每个被管理者都能做到自动自发而感觉不到管理者的存在，并且每个被管理者都是幸福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农业社会一定是靠天吃饭，所以中国人敬仰的是孕育万物的天与地，天不但被赋予了抚育万物、奉养人类的属性，也逐渐被赋予了道德比类与审美观赏的属性。人们不但向天地学习如何做人，也将天地看作拥有最高权威且默默无言的管理者。所以在过去的皇城北京城，一定要有敬天的天坛和拜地的地坛，它是皇权的组成部分，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上天的儿子，代表天来统治黎明百姓。中国人把天对人类的管理思考总结，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中去。这些在洪荒时期便播种在中国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在今天也难以改变。因为天是广义的，外延很大，天无处不在，但又飘渺无形，所以天的管理就是人人自动自发，人人又不感觉它的存在。中国自古的管理者一直顺应这个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不但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还会自取灭亡。秦始皇企图用杀戮和烈火来消灭积淀的思想文化，用自己的方式来独断管理，却落得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之后几乎每代皇帝都会在诏书中再三提到唐虞之治，表示自己不敢丢弃祖先传统于不顾。直到清代，统治者自知为外族，更加尊重效仿中原文化，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族文化与管理的关系，这个天的管理法则被中国的伟大哲学家老子定义为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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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似乎感觉管理者每日无为，无欲无言，但是因为他的管理世间和谐自然，人民每日安居生活，因为这其实就是生命的常态，根本想不到有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管理者的身份被隐去了，老子强调返璞归真的自然管理，强调“不争”，这种“不争”和“无为”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以不争为争，“为无为”。他倾向于无为无造的自然状态，崇尚水的德行，曲直随形地实施管理手段，严格地保护这种纯净的自然状态，不用一些人工的机巧自作聪明地去加以破坏。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们感觉不出在管理，一切是那么自由。

    尧帝的《击壤歌》被老子智慧的总结为无为而治。它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管理最根本的道路。在竞争得你死我活，硝烟弥漫的商场，管理者最好的就是回归自我，保持人格独立，明白一切都在不停地转化，最自然、最朴素的管理方式，也许就是最长久的方法。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是运用尧帝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管理企业而获得成功的，当有人问松下“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他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这里的自然的法则其实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另一种表述。前GE前掌门人杰克•韦尔奇也认为，成功的企业家就是做到“无为而治”的企业家。他在《胜者为王》这本书中指出，领导走到一旁，充分放手，进行观望的企业家是最好的企业家。这一点与老子的论述非常相同。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走了，但是苹果的市值一直是平稳的，其经营有条不紊，而且新产品的上市和研发不受任何影响。人们在谈论乔布斯时，大都赞美其卓越的创新力和先天的天分，而忽略了他把苹果带入了离开乔布斯企业虽然受一些影响，但只是微乎其微的无为的管理境界。这一点乔布斯无疑堪称是中国管理智慧的践行者。在当今之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已步入老年，其治理下的企业帝国是否能顺利的接班和继续发展下去，其实不单单取决于第二代的能力和敬业精神，而是取决于第一代企业家是否为企业的基业长青构建了“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企业不可能靠一个人来发展，企业发展是靠传承和管理的惯性的。我们不能否认，近一百年中国学习运用的更多是西方式管理，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智慧反思和整理的非常之少。中国的传统管理，往往被作为封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作为孔孟之道受到粗暴的伤害。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被看做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弃，近代曾经辉煌的儒商被看作一个历史悲剧而尘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出国学习，回来便都大刀阔斧的根据西方模式和经验进行改革，对于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顾。而现在许多问题正在慢慢显露，经济发展中忽视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和经济效益数字，自然环境沦为牺牲品，社会中不均衡的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幸福感越来越低。中国企业的普遍寿命之短也是近年来被普遍关注的现实，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为2.5年，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国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来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经验必然是不明智的。我们全然不顾老祖宗留下的管理智慧，而一味的去盲目的照搬西方的管理方式，必然会舍本求末，必然会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必然会对自然和环境造成污染。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必须重视自己的国学遗产，因为中国的管理智慧博大精深。

    尧帝的《击壤歌》，就像一泓清泉，让人们看到管理的最终目的和管理的最高境界，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如何由躁转静，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思考生命，用管理生命的态度来管理政府和企业，是每一个中国人要思考的问题，自动自发和幸福的生活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要从古代智慧中感悟管理哲学的意义，用此来引领现代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