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不值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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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P股东对该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发出的尖刻责难，标志着投资者该如何对待要求巨额薪酬的公司老板这一问题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或者，如果事实不是这样的话，从道理上说也应该如此。

地位牢固的管理者对股东来说是个老问题：这些高管们过着惬意的生活，创造的回报平平，但这样的成绩却受到自满的董事会的维护。在过去，解决方法是推出一系列股票期权、长期激励计划以及金降落伞政策——这一整套基于股票的报酬旨在让首席执行官像投资者那样思考。

从某种程度而言，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革命达到了预期效果。它为企业控制权打开了市场——敌意收购的必要性减弱，并缔造了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精力充沛且报酬不菲的高管。

与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实验一样，它也创造了一个怪物。

这里一点也没有冒犯苏铭天爵士的意思，他代表着那一代人的美德和罪恶。27年前，他用25万美元贷款创建了WPP，他获得了丰厚的股票和现金，并将它们再次投资于股票，由此积累了这家市值100亿英镑的公司的1.40亿英镑股份。

然而，别人得到的似乎总是比自己多。苏铭天爵士不满的将目光越过大西洋投向宏盟集团(Omnicom)的首席执行官庄任(John Wren)，庄任去年获得1540万美元薪酬，却躲过了其美国投资者的批评。其他人抱怨称，他们不妨辞职投身私人股本公司，这样他们赚到的钱就不会受到监督了。

他们抱怨称，他们必须得到高薪，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在工作中会变得消极，受托责任也将注定消弭。矿业集团嘉能可 (Glencore)首席执行官伊凡•格拉森伯格(Ivan Glasenberg)最近辩称：“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位优秀的CEO，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不愿付出高薪的企业得到的将是“看守经理人” (caretaker managers)。

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如果苏铭天爵士的年薪是300万英镑而非680万英镑，那么他离开WPP或者在每个周五提前回家的几率会有多大？我想，答案是零。除了金钱，他还看重其他东西，就像所有人那样——创建企业的自豪感、做成交易的快乐、公众的关注。他只是一个人。

问题是，出于自尊，所有CEO——甚至那些每年获得420万英镑股票分红的人，例如苏铭天爵士——都希望自己的薪酬至少与他或她的同行类似。其他人也希望获得同样的特权，就像埃舍尔(Escher)的那副画作：所有人都在攀登一段永无尽头的楼梯。

如今对这一结果表示不满的那些投资者把他们训练成了这个样子。为了像股东希望的那样激励他们——使高管和股东“利益一致”——高管们获得了巨额报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期权或长期发放股票的形式，作为他们的业绩超过其他人的报酬。

任何一位首席执行官都会说，这就是市场的作用——对合格且有经验的CEO的需求旺盛，但供应较少。但这个市场非常奇怪：将那些具有领导潜力的人排除在外，只留下那些扭曲市场价格的在职CEO。

这导致的结果是，过去20年，CEO的薪资不断提高，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数百万美元属于家常便饭，那些没有得到数千万美元的CEO会觉得自己吃亏了。根据咨询机构Manifest和MM&K的数据，去年，富时100(FTSE 100)成分股企业CEO的薪资中值上涨10%。

与此同时，投资者回报一直不见起色，富时100成分股企业10年来的总回报率为每年5.5%，WPP为5.4%。正如一位投资者所言：“我们的回报率非常可怜，我们希望我们付出的数额可以换来更好的表现。”

薪资上涨的趋势将何时结束？从逻辑上来说，永远不会。薪资将持续上涨，直到股东权益因为他们送给CEO（以尽他们的本分）的股票数量而遭到严重稀释。苏铭天爵士用25年的时间，获得了WPP 1.4%的股份。这一代人获得的股份将更多，速度将更快。

苏铭天爵士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我认为，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像一位所有者和企业家那样行事，而不是像官僚那样。”他是对的；以前是这样。但投资者对于他们的愿望本应保持谨慎。

苏铭天爵士还抱怨称，辩论已从“绩效薪资转向什么是公平薪资”，好像政治家们破坏了这些。在这个问题上，他错了。CEO的“公平”理念——他们的薪资应该与竞争对手一样高——造成了薪酬普遍上涨。如果效率是唯一的考量的话，结果将是不同的。

正如今年普华永道(PwC)对1100名高管的调查所发现的那样，多数受访者青睐于简单的计划，而不太相信长期激励计划的价值，认为数额必须大到足以影响动机才有用。调查总结称：“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我们需要把解决高管薪资问题的代理模式扔进垃圾桶。”

从动力方面来说，如果所有高层管理者的薪资都减半（与几年前一样），股东们将获得同样的价值。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将变得更高效——上市公司高层普遍存在的薪资绝对水平正变成一种障碍。

个别公司和薪酬委员会向高管支付数百万美元薪酬的做法，或许是合理的。但对上市公司整体来说，对投资者来说，这带来了糟糕的回报。

所有CEO都会这样抗议：“如果你降低我的薪酬，我就离职，跳槽到私人股本公司，或者去美国、中国或巴西工作。”股东的回应应该是：“说得对。就这样做吧。”一些人确实会离开，这会为那些争夺低一级职位的高管们腾出位置，其他人会认为金钱并非一切，他们会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