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界泰斗葛家澍先生今晨去世

天堂里的猫

　　会计界泰斗葛家澍先生今晨三点去世，享年93岁1921.3-2013.11.25。

　　他是我国1981年第一批授予的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我国第一位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系整个经济学方向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第一位审计方向的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和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由他指导的、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在1996年获得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是我国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联系人，指导了第一位进站做会计、审计研究工作的博士后。

　　在11个月前的2012年12月26日，中国会计视野团队曾经对葛老进行了会计口述历史记录。在记录中，葛老自我评价大半生“名不副实”，并题字寄予后人“把我国的会计理论与实务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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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取西方先进理念，创造性提出“信息系统论”

　　1983年，葛家澍在《会计研究》上发表“关于会计定义的探讨”一文，提出“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这是葛家澍在吸收西方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以及同辈学者，如余绪缨等的相似理论基础上，开创性地将西方会计的“信息系统论”系统介绍到中国，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会计具有“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本质特征。
　　这一提法在业界激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当时会计学界关于会计的本质问题，占主流思想的是以杨纪琬、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但“信息系统论”的提出引发了业界对会计本质的再思考，有不少人也开始赞同“信息系统论”，从而使“信息系统论”渐渐成为和“管理活动论”并驾齐驱的主流观点。以葛家澍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被称为“南派”，而以杨纪琬、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则被成为“北派”。
　　“这个文章我们并没有想引起争论。我只是想说明，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是企业投资人、债权人等所需要的确实有用的信息，所以它又是一个服务活动。它本身归根到底还是个管理工具，但是它本身不是一项管理活动。而杨纪琬跟阎达五坚持会计本身是一个管理活动。后来当我们间接地问，如果会计本身是管理活动，那会计管理是什么?他们最后回答，会计管理财务。那么如果会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活动实际上就是个财务管理活动。所以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回答的。”
　　谈起当年的北派南派的论战，葛家澍轻松愉快地笑了。他和杨纪琬阎达五这些会计学界元老们虽然私交甚好，但在某个讨论会上却会为了诸如会计本质这样的问题争论好几天，争论得面红耳赤。
　　研究美国会计准则框架，质疑公允价值和实证研究
　　到1990年代的时候，葛家澍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对美国会计准则概念框架的研究中。
　　“研究会计准则总的概念框架，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会计准则比较具体，是对某一项经济活动、经济应用或者事项做出的具体规定。在会计准则里不提为什么这样改，为什么这样做，理论讲得比较少。这个理论在哪里讲，在概念框架里讲。因此我就想，要研究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看样子，必须追根到底研究它的概念框架，看看它对财务会计里面所用到的各种概念怎么解释的。”
　　70多岁，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颐养天年的年龄了。但葛家澍仍然醉心于会计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一系列关于西方会计概念框架的论文，如“基本会计准则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关于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美国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讨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业绩报告改进的新动向”、“关于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重新思考”等等。这些论文受到会计界以及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接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近几年，葛家澍研究比较多的是公允价值变动、公允价值会计。但对于公允价值，他抱着批判性研究的态度。
　　“我总觉得首先这个名字好像就不是很妥当。因为价格本身就应该是公允的，没有说公允价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另外，价值跟价格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本身，公允价值(fair value)本来是没有办法计算的，能够表现出来是价格(price)。现在他们把公允价值跟公允价格混为一谈。第三个，公允价格现在据说越来越倾向于三级估算，就是如果市场找不到公开活跃的市场，则模拟推算一个公允价值。特别在国际经济危机的时候，采用三级估计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的可靠性太差了，这样的公允价值本身就很难做到公允。”
　　对于现在会计学界比较流行的实证研究，葛家澍教授批评认为，“实证会计是研究一种现象存在的理由。发现了的现象研究存在的理由，……但是它有一点不去研究的，就是应当如何，认为这个是不屑研究的。我觉得一门科学如果不去研究应当如何，那要这门科学干什么?”
　　尽管如此，但葛家澍教授却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去研究实证会计。
　　“走了这么长的路，如果说后悔，那就是我没有早一点研究实证会计。我应该去研究实证会计。这是我的缺陷，不管怎么样你总少一条腿。”
　　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但他取得的丰硕成果已经足以令同辈和晚辈学人敬仰。他无愧于“一代会计大师”、“会计学泰斗”这样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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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乱反正”，为“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

　　1978年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觉得在我们会计界也应该有这个问题。尽管全国社会科学界都在讨论如何来实事求是检讨我们过去的一些‘两个凡是’的影响，但是会计界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个人写这方面的东西。”
　　经过认真的反思，葛家澍选择了受打击最大也最通俗易懂的借贷记账法，写了轰动会计学界的“必须为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因为在这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1960年代刚刚改革的增减记账法才是中国的记账法。葛家澍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
　　“记账方法怎么能够分中国的跟西方的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记账工具。”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会计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当时的上海财大副校长郭森麒写信给葛家澍说，这是会计界“两个凡是”的讨论。他更盛赞这篇文章是“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第一炮”。
　　在这之后，再谈到会计属性，业界都不再提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法了。
　　葛家澍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1981年)中还谈到西方财务会计准则的“洋为中用”。“如果我们要推行西方的财务会计准则，必须澄清一个观念，那就是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准则、会计原则，它们都是有继承性的。西方现在推行的财务会计准则，以及财务会计准则的一些理论基础，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地搬过来，我们要结合中国的特点来采用。但是应该说是，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我文章里面举了会计主体、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对中国同样的适用。问题就是，我们采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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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会计教材编写，推动会计“无阶级性”

　　上世纪60年代初，财政部也意识到了照搬苏联的局限性，组织了包括葛家澍在内的会计专家写一本联系中国实际的会计原理教材。
　　在这个教材编写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而会计的对象是其中讨论很激烈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提法，一种是仍然保持苏联的提法——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另外一种提法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与资金运动，或者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在企业中进行的资金运动。这两种意见当中，赞成第一种意见的人占多数，赞成第二种意见的基本上就葛家澍一个人。
　　“当时我觉得还是我应该让步。财政部组织的，财政部也不能够在最大的问题上面来服从我个人的意见。而且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只是提出，但是理由还不是很充分，还需要去进一步地研究，进一步论证。所以我提出是不是两种功能同时表述，第一种意见算是主流派，用大字表述，第二种意见就是我那个意见，是少数派，用小字表述。”
　　葛家澍的意见被采纳。“这是我们会计原理的一大特点，其他没有一个教材这样表述法。这可以说是一大发明。”
　　在财政部组织编写的这本教材中，对于会计的性质也有新的提法，第一次提出来会计既有阶级性，又有各个社会共同采用的性质，不叫技术性，叫做社会性。
　　与此同时，葛家澍也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会计学基础。在为此召开的一个讨论会上，会计专家们针对会计究竟有没有阶级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专家都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可用，无产阶级也可用，是个中性的东西。因此，由教育部编写的这本教材比财政部组织编写那本教材走得更远，明确认为会计没有阶级性。
　　采访间隙，葛老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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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24岁的葛家澍从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毕业，留校任教。自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葛家澍在会计领域中辛勤耕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提出的会计对象“资金运动论”、会计本质“信息系统论”，从当年的“另类学说”已成为如今中国会计学界的主流学派。他始终坚持会计的“无阶级性”，1978年发表的《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为借贷记账法在中国会计界的广泛采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的研究，为会计学的“西学东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13年4月，厦门大学创设了“南强杰出贡献奖”，用以奖励那些为厦门大学发展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教师，是为厦大奖教金最高奖项。葛老是首批获奖的两位教授之一。

　　他所取的成就不仅仅因为他的“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更因为他始终坚持的自由创新的学术思想。他的会计思想和观念被会计学界，也被国家教委誉为“独树一帜”。

　　不学“苏联老大哥”，首提“资金运动论”

　　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发表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这在苏联被认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苏联会计界开始了社会主义会计对象与方法问题的大讨论。这对于建国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会计理论成为当时会计学界的主流，各大高校都改用苏联的会计教材。
　　当时，葛家澍正在教授会计原理课。他对于苏联关于会计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主义财产)”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提法太抽象，太大，没有描述出会计的整个环境。
　　“在苏联的会计对象中是没有主体的。它是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个主体是整个社会。能够把会计的主体描写为整个社会吗?我们有没有整个社会的会计，我们能不能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主体来研究它的收入、费用，研究它的配比，最后研究它的经营成果?应该没有吧。它的主体总是具体的，是根据国家的委托或者是用其他的形式创办的各种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它的主体总是一个企业。只有企业最后才能有收入、费用，以及收入费用的配比。”
　　另外，葛家澍还认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这种表述也没有办法表现出会计最重要的特点：用数字和文字，特别是用货币表述。尽管这是个方法特点，但是这个方法特点非常重要，它影响着对象特点。没有一门科学，像会计这样一棍子地用货币进行数量表现。这实际上就已经把它的环境描写出来了，就是凡是不能一棍子地用货币数量表现的，就不是会计的范围。”
　　他对于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教材也抱着辩证批判的态度。“我们总觉得苏联的会计教材内容比较单薄，不是会计原理，而是簿记原理，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在教材里面进行阐述，或者进行必要的比较详细的阐述。特别是我们认为它理论性不够。这是我们通过教学得出的体会。它那个应该叫做会计核算原理，会计核算原理实际上是簿记核算，而不是会计原理。”
　　葛家澍和他的同事们，包括余绪缨、黄道标等，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先把会计对象搞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编一本跟苏联不完全相同的会计原理教材。为此，他们举办了“新会计研究会”。研究会的第一个成果是一篇试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几经修改，最后把会计核算的对象定位为“资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