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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理念方面的挑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银行金融要不要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政府决策层、学术界和银行界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内钱好赚,外资都争先恐后要到中国来赚钱,干嘛要丢掉肥肉跑到国外去?再说国外经营非常困难,何必去受那个“洋罪”?这种思想意识不仅金融业存在,其他行业同样存在。
要改变这种认识,就必须放眼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竞争本身就是既要努力占领国内市场制高点,也要去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你不走出去跨国经营,别人却早就闯进中国来和我们竞争了。
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要真正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中国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金融的主导者,没有银行金融业的国际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曾有一个外国朋友和我讨论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时问我:你们是否真心希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简单。要真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义无反顾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就必须全力实施中国银行金融的全球化和跨国经营,同时将国内金融市场真正开放成为一个全球性市场。
第二个挑战既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也涉及到制度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国际化、走出去、跨国经营能不能允许失败,愿不愿意交学费?银行和金融企业走出去,或者别的企业走出去,不可能立马成功。然而,我国的银行金融企业,不管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控股,政府是大股东,董事长、行长和高管,都是国家干部,都有行政级别,本质是政府官员。他们领导的银行金融企业走出去跨国经营,如果面临巨大损失,政府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看看花旗、高盛、摩根和其他许多跨国金融企业,董事长和CEO上台,都会给他一段时间的试验,亏损也可以允许。198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海外扩张,曾经提出过“三年不赚钱”。不仅不赚钱,还准备亏钱,以便理解和培养海外市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准备?有没有这样的制度机制?有没有这样的容忍态度?
还有激励机制,如何吸引和留住国际化人才的挑战。当年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到全世界各地扩张,都是以高薪吸引当地人才。譬如他们在纽约设分行,就请退休的纽约联储主席当行长,基本工资就是1000万美元。到伦敦设分行,就请英格兰银行退休高官做行长,年薪数百万英镑。
我国银行和金融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激励机制吸引国际性人才。一个优秀的金融人才在华尔街的年薪是百万美元级别,如果我们聘请他担任中国某家银行的纽约分行行长,至少要付同样的工资。否则,你怎么可以吸引到人呢?然而,现在国内金融业高管的工资与国外差距太大。董事长和行长不过百万人民币,还饱受非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大规模海外经营,让海外员工特别是高级员工都拿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美元的年薪吗?
如何培养一大批忠诚国家利益、又具有国际战略眼光和人脉网络的银行家,同样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金融企业要走出去,最急需的是复合型金融人才。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李若谷曾经说,银行金融业走出去的关键是如何让本土人才中国化,中国人才本土化。这确实非常困难。譬如,我们从国内派一些人到伦敦和纽约去,他们不仅要懂英语,还要熟悉当地的法律、风俗和经营环境,还要建立当地的人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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