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防当期苟合

管理会计

由此看来，在掌控了一定资源的情况下，如果不择手段，在一定的时间段获得一定的绩效并不困难。问题在于，获得一定绩效的目的是什么。即使管理者获得绩效的愿望是好的，而良好的愿望与绩效数字之间也存在着内涵与形式的差异，有可能难以两全。况且被管理者所处的立场与管理者有不同，获得绩效的动机容易出现差异，有可能与管理者的初衷相背离，需要管理者在绩效数据面前弄清楚数字背后的实际效用，切忌轻信。

为什么要这样呢？《淮南子》在“要略”卷中指出了“人间训”一卷的立意：“‘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那意思是说，“人间训”揭示包括论功行赏有例外在内的内容，是为了帮助人们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通过事物的脉络研究得失踪迹，进一步认识事物开始与终结的更替关系。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于当期绩效的把握也是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期的绩效不重要，而是说管理者应当防止有人投机取巧，被投己所好者所利用。即使绩效数据是真实的，也不可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就可以弹冠相庆，因为利弊是相互转化的。

任何绩效的获得都需要一定的资源；而资源的利用存在着一个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在《淮南子》看来，信义也是一种资源，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淮南子》举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赏有功者”的例子，说明“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之间的轻重关系，指出后者更为重要。这里涉及到子犯与雍季两个谋臣的故事，子犯主张在争战中可以“不厌诈伪”；雍季则认为：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不可诈伪。晋文公评判道：“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所以他先奖励的是雍季，把对健康价值导向的激励看的比具体绩效的论功行赏更重。

既然价值导向与具体绩效有区别，那么在论功行赏时就应当注意在强调一方时对另一方的伤害，尤其是不能以具体绩效伤害健康的价值导向，否则就是一种苟合。苟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管理者对绩效特别偏好，就会出现被管理者投其所好的苟合；另一方面是管理者为了安抚被管理者，迎合贪功获利诉求的苟合。两方面的结合，就是相互利用；但那也是有利则合无利则分。健康价值导向虽然“虚”，但意义更大；具体绩效虽然实惠，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和全局的长久的利益比起来，意义小了许多，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管理者绝不可因小失大，以免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导致更严重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