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高成本的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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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成本区的五大发动机是能源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和制度成本。2011年这五大成本共同发力，推动中国实体经济进入高成本通道，其真实结果是实体经济减利和CPI上涨。

    能源需求刚性长的趋势在近期内几乎无法逆转。一次能源（天然能源）如煤炭和原油的需求量逐年递增。2011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为34.8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增长7%。其中煤炭增长9.7%，原油增长2.7%，天然气增长12%，电力增长11.7%。煤炭仍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70%。煤炭资源的地方寡头垄断几乎使下游企业丧失了应有的市场议价能力。以行政手段逼退小煤矿的并购成本全部转嫁和分摊到下游企业，并导致正常的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缺口，由此形成了煤企的卖方市场和强势定价地位。当供应量增长至均衡点时，煤炭集团之间会相互通气，结成价格同盟，限量保价，控量提价，使煤炭价格居高不下。下游产业出于生存压力，会不惜代价向上游投资，以摆脱资源受制于人的困局。近几年来，电企涉煤的游戏愈演愈烈，因为“较劲式”的投资力度加大，无形之中又放宽了下游对上游投资的风险容忍度和成本空间，助推了煤炭价格的轮番上涨。

    2011年我国已经成为原油消费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进口原油25378万吨，位居世界第二位，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6.5%，然而这样一个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在原油现货和期货定价权上话语甚微，完全可以用“任人宰割”四个字加以概括。“两桶油”比发电企业幸运的是，原油的涨价完全可以通过国内成品油的涨价疏导出去，转嫁给终端消费者，企业自身的利润区间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

   为了应对房地产泡沫而出台的信贷紧缩和利率调控，使中国2011年成为全球利差较高的经济体之一。制度性利差高过2.7%，但隐性利差大约在5%左右，中小企业奉献的利差可能更高一些。高达20%以上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冻结了8万多亿元的社会金融资源，使M2严重紧缩，银行存款额大幅下降，“量紧”诱发了热钱涌入和民间高利贷的兴盛。判断利差是否合理应当以实体经济的利息承受能力为重要标准，既不是央行的主观臆断也不是商业银行的利益诉求。利差和税收都是参与实体经济利益分配的初次分配活动，应该是“拔鹅毛又不使鹅痛苦”的游戏，而不能真下死手把鹅们拔得遍体鳞伤。如果实体经济使用银行贷款的杠杆率低于或等于1，整个国民经济就一定会丧失活力，也会导致银行形成系统性风险。

   税负高、收费多、办事难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三大制度性成本。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在其披露的数据中，有水份的GDP增幅和真实的财政收入增幅是一对十分有说服力的经济参数。去年某省的GDP增幅在8%，而财政收入的增幅却高达25%，税收的增幅是GDP增长率的3倍！将新增财力藏富于企、藏富于民，既可以提高资源效率又可以拉动内需，过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人为因素和公权力滥用的情境下，社会资源错配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拥有财政资金的分配权力，但又有谁会从经济效率角度认真评估一下，这些钱每年花出去之后效率如何？如果让税于企业，经济乘数又会是怎样？各级政府利用公权力制定的收费名目繁多，几经清理，都是避重就轻。山西省对煤炭企业的收费就高达几十项，形成特色鲜明的“煤炭财政”。一个使用煤矸石为燃料的电厂，每吨煤矸石购入成本为10元，政府对此收取的“资源费”却高达每吨19元。世界上收费公路里程最长的地方在中国，过路费占物流企业成本的30%以上，而且这些收费路里面都有政府的背景和身影。由于这些年来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使地方财政几陷拮据，又要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GDP，这就形成了土地财政和与此相关联的地方债务平台从事土地一级开发。招拍挂的卖地制度和“价高者得”的竞价原则，导致土地成本刚性增长，土地款的“楼面价”竞相上涨，使房价调控丧失地方政府的动力支撑。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也是最难改革的问题是政权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管制，由审批制度到核准制度都彰显了政府权力的刚性使用和至高无上，该办的事一拖就是几年，形成极大的制度内耗，丧失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如IPO的审批、项目的核准等等，若被置入官员的寻租行为，其制度成本是非常高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