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指标实际存在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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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义指标实际存在的豁免

　　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国企能够从效率低下到保值增值，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由此产生的异化表明，国企仅仅做到保值增值是不够的。有个寓言故事说，有个齐国人偷金子，在繁华的街市看到金子，拿着就走。被捉住后人们问他：“你怎么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偷金子？”那人回答：“我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忘了自己到底是谁，在干什么。道义指标实际存在的豁免，也使得国企只想着赚钱而无所顾忌。

　　当然，在公开的文件里，对国企经营者的考核不会忘记相关的道义责任，只是与经济指标比起来所占篇幅极少，不具可操作性，在实际的考核中弹性过大，显得太软。目前国有企业采用的考核办法是国资委2003年颁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为主要考核指标。虽然于2009年12月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替换为EVA（经济增加值），但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依然过分注重短期财务业绩指标，助长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投资行为。在油价“为何只涨不跌”的声声质疑中，“两桶油”企业我行我素，“赚得一塌糊涂”。今年上半年中石油、中石化在派发387亿红包的情况下，仍抱怨涨价没到位，似乎在抑制通膨方面不负一点责任他们才如愿。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国企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都很难到位，国企足以在道义上与公众博弈。尽管有公司法的存在，很多国企的负责人都是由国资委任命的，本身就带有官员的色彩，使得公司法规定的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下，内部监督不仅很难对国企负责人产生制约作用，而且在维护内部人利益方面会“配合”其工作。公众对国企利润上缴偏少并且不透明，隐形福利、职务消费偏多意见颇大，但是相关利益主体不具话语权，除了依靠企业内部化解，没有人会为道义上的责任伤筋动骨。国企每年可以投入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聘请一些舆情机构甚至公关公司为其服务，化解公众的种种“误会”；但是在信息披露方面仍然以“包装”为主，不会为舆情动真格的。

　　在“上下交征利”的情况下，国企利用体制边界足以在道义责任上趋利避害。在国企追逐利润的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在追求GDP，于是便出现了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的情况。即使当地方政府在民生乐利方面可以对所在地的国企进行约束；而较大规模的国企则可以利用体制边界，足以与这种约束抗衡。今年5月，新疆阜康市城市规划局发现，新疆焦煤集团阜康气煤有限公司二号井及附属设施的施工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城乡规划法》，责令立即停止施工。但该企业负责人的答复竟是，阜康只是一个县级市，管不了中央国有企业。另外，《工资条例》因为同工同酬等规约屡次“难产”，国企利益集团被认为是最大的阻力。就是因为国企内部正式职工人力成本巨大，而使用派遣工便宜的多。